对于这些外国人，深圳是淘金地，还是永无乡 | 三明治

文 | 莫舟

“你来过一次深圳，就总想回来。深圳就有这样的魅力。”

我的老朋友美国人迈克这么说。

说迈克是老朋友，一来是因为他真的上了年纪，他成长于嬉皮时代的洛杉矶；二来我们认识已经十年有余。这十多年里，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共同认识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却在时光的滤器里沉淀下来，成了忘年交。

迈克做了一辈子的嬉皮士，他说自己是彼得潘。据他自己说，他父亲曾经是洛杉矶广告界的成功人士，一生正统勤奋，却英年早逝。

“他就死在我的面前，心脏病，他连 50 岁都不到。”他说，“从那时起，我就想，这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我可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

婚也是结过一次的，但是离了。“婚姻，不适合我呢。两个人过日子，多累呀。”他用他的播音员腔调一本正经地说。

于是，当一个来中国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是2002 年，他 50 岁。据说，站在他租住的华侨城的寓所的阳台上，还可以望见深圳湾的海，而那时，华侨城的三房公寓每个月的租金不到 4000 元。

雇他来中国的机构没能做成计划的事情，在两年后关闭。迈克却留了下来，交了一堆的朋友。他通过朋友们揽兼职的活：配音、文字编辑、市场策划、英语外教等等。全职的 offer ，他不是没拿到过，是一知名国企，职位是英文内刊编辑，薪资还不低。但是，“要我拿自由去换那些钱，我想那真不值。”

一份全职工作，固然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能办好工作签证，能在中国合法地工作，但是这意味着“你被捆绑在那家公司了”。这是迈克一贯的态度。

我和他初识时，他受雇于我所供职的机构当兼职市场顾问。他把花白的头发扎成一条小辫子，头上戴着一顶卡其色的鸭舌帽，走起路来就像打太极。

后来他告诉我他身上的衣服、包括那顶帽子，都是在华强北的外贸市场买的。那里的衣服质量好又便宜，还有适合他的超大码。每次买完衣服后，他就去附近后街上的一家四川饭馆吃一顿。“麻婆豆腐才 20 块。”他晃着两个手指跟我说。

“深圳真是个天堂，买得到便宜的吃的和穿的；离香港又近，办签证方便。”这样的深圳无疑是迈克的“永无乡”（ Neverland ）：物价尚低廉、工作易找、签证无人管。

2008 年奥运会之前，外国人持何种签证在中国存在，似乎是无人顾及的事情。深圳是外国人的热门选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离香港近，过一趟关就能把签证办了。许多外国人签证要求每 30 天出境一次，有的外国人甚至只去关口，出深圳关、进香港关，在关口晃悠一会儿，就马上折回。

迈克选择深圳，也有这样的考量。不过，这里的夏天太漫长，他坚持在夏天来临前离去。他带着在中国赚的钱云游，又总会像候鸟一样，在夏天过去时回来。

“新年快乐！我会在春天来临时重返深圳，希望能见到你。”元旦那日，我收到他的微信。

问及原因，他说来看看老朋友，“顺便找点新的事做，最近手头的编辑工作太少了。”

现在的迈克大半年生活在洛杉矶，领每月近一千美元的退休金，“吃饭是够的，”他说，但是没法支持他的嬉皮生活，所以他还是要从中国找活干。从前常住中国时的关系户继续给他文字工作，但是量较少。去年他回中国时，带来了自己写的两本儿童读物，希望找到愿意出版的机构，却无功而返。他表示这次来得开发新的关系。

“我感觉现在在深圳找工作不像以前容易了。”他这样总结。

同样“佛系“的澳大利亚人丹来中国后从来没担心过工作的问题。他从不主动去找工作，工作总是主动送上门来。

“哇，你真是我的救星！你怎么知道我下个月的粮草就快没着落了？”有一次，我安排一份教英语的工作给他时，他兴奋地在电话里喊起来。

本世纪初，丹结束了一段婚姻，辞掉先前的工作，卖掉原来的房子，跑去清迈的树林里住了一阵子，继而来到深圳，过起了“不为明天忧愁”的日子。

他告诉我十多年前的深圳不像现在这么干净，人们也不如现在的人文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事情在那时候很常见。

“现在的深圳光鲜多了，不过我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物价更高，生活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离开深圳。”他想了想又补充道，“我不打算离开这里。”

丹在万象城对面的一处单人公寓里住了很多年，困扰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的人们的焦虑感显然已与他无关。虽然他的小阳台正对着 LV 专卖店，站在阳台上，他能“闻得到钱的气味”（ I can smell the scent of money ），但是他每天都淡定地做有机果汁，认为工作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出现的。每年圣诞期间，他都会拍下那里巨大的圣诞树，在朋友圈问候节日，随后再消失在泰国的山里，住木屋、骑摩托、喝啤酒。

与迈克将教英语当作最后的选择不同，丹喜欢教英语，在教英语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认为自己能帮助别人。这么多年，除了偶尔客串“外国专家”，他一直在教英语。他是我认识的外教中为数不多的真正会教的人之一。

和迈克一样，他没想过要专职于一家公司，也没担心过签证的问题。中国运动式的执法形式很容易让他们摸到规律，加上外教圈里大家互通有无。出入境的“突击”式检查一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收到情报。这时候，他们会选择不去门面招摇的机构上课来避避风头。等风头一过，生活该怎样还是怎样。要不然这么多英语培训机构怎么存活下去呢？

与此同时，即使不去机构上课，像丹这样呆了十多年的外教，有的是私下找他的学生。至于接私单的外教，在中国有多少，我想大概没人知道。而以教英语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生存的外国人，有像丹这样真正热爱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这是一份最不花力气就能赚钱的工作。

可是，外教处于外国人鄙视链的底端。教英语往往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 a real job ）。

30 出头的危地马拉人里奇就不太看得上教英语这份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虽然这是他来到深圳之初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认为深圳的工作机会多得很，教英语不是他的人生目标。

六年前，里奇第一次来中国。他弟弟先于他来，已经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教了两年的英语。当他提及想换个环境时，弟弟建议他来中国试试，因为“这里的机会很多”，而且这里比他所在的危地马拉安全得多。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办了旅游签证，只身来到深圳。

他还没倒完时差，工作已经送上门来。他俊朗的拉丁人外形、阳光的笑容、和亮闪闪的耶鲁大学的毕业证，让他很快成了外教市场上的抢手货。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让他的英语听起来完全像个美国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日程从早到晚排满。

不过，里奇的最大理想是做个“人生导师”，他要做的事情是启发和引导他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追寻自己的热情并由此获得收入。

在深圳的创业热潮中，里奇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中国学生的情况，开发了独立的课程，和朋友合开培训机构。在他的机构里，他不教英语，而是用英语教“智慧”——他的机构就叫“智慧学校”（ Wisdom School )。机构没撑多久，因为他总是对那些被父母逼着准备出国读书的中国孩子说，“你要追随你自己的梦想，如果你不想出国，就没必要出去。”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里奇回去教了一段时间英语，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在这段过程中，他写了一本书，意在帮助预备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化。

他拿了他写的书给我看，请我帮他去英语培训机构推广。我仔细读了书的样章和目录，认为他写得过浅，很像鸡汤。虽说目标读者是准留学生，可是涉及的却是“如何去爱”、“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听从自己的内心”等听起来大而空的话题。在出国留学培训行业做了十多年的我，早已认同其中的实用主义，这样的书不能给读者立竿见影地开药方，我想很难卖出去。

“得再具体点，加些实用的主题，比如去了国外后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之类的。”我委婉地给他反馈。

“嗯，不过一旦学生掌握了智慧，具体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此后，他开了微店，将这本不到两百页的书定价为 99 元。

一年之后，再次听到里奇的消息是一个朋友参加了他组织的“商业思维训练营”，朋友反馈还不错，不只有理论，还有后续在实操上的跟进。原来，他一直执着于帮助别人找到自己的天赋，把自己的天赋发展成可赚钱的事业，所以他的公众号就叫“天赋”。

我发微信给他说我对他做的训练营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去参观他的公司。

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回复：“我的床、我住的房子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睁开眼睛就在办公室里。”

里奇给我看了他的公众号，他有一个拍档，他们找不同的地方上课，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孵化出了一个成功案列：帮助一位喜欢摄影的美国女孩开摄影工作坊，通过摄影来赚钱。

对比同年龄段的中国人，里奇无疑活得随心所欲。放在中国人身上，他的藤校教育几乎是失败的投资，他毕业已经有十来年，却尚未能将教育变现。我甚至依然对他的创业持保留态度，一来他根本没有国内许多孵化平台的资源，二来他缺乏实战经验，多少有些纸上谈兵。可是他满不在乎，他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

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信仰，他说这是他的召唤（ my true calling )。“中国孩子很多听命于他们的父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活着就是要快乐，我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听上去野心勃勃。

我问他准备在中国呆多久，他肯定地说“会一直呆下去”。他有了中国女朋友，他们决定在深圳安家。

“那房子呀，将来孩子上学呀，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考虑？”我追问。

“享受当下，亲爱的，当下！”他抬高了眉毛，手掌向上在面前晃着。“再说了，在深圳，除非你自己选择不工作，选择饿死，否则根本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里根本就是新的机会之地（ The New Land of Opportunities ）。所以，只要我努力，将来的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赞比亚小伙子泰也是深圳活跃的创业环境的受益者。

认识泰时，他是朋友推荐的网球教练，在深圳的外国人中颇受欢迎。而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深圳大学的学生。

泰教我的孩子打网球，看得出他很用心。他设计了不同的活动，懂得如何引导孩子，所以孩子很喜欢。每次课后，我直接付他现金。

后来我在一家网球会所看到关于他的宣传，他是他们的招牌外籍教练，他们给了他很多头衔，称他为“美国教练”。

一直以来，我以为泰在深大读书，业余教教网球，赚点外快，直到跟他聊起他在中国的体验。

原来泰已经从深大毕业，获得了经济学的学士和计算机的硕士，现在的他是一位“商人”（他用的词是 businessman ）。

“那你从事什么商业活动呢？”我问他。

“我做的是运动服装设计，我的公司在美国和赞比亚都有办公室，业务也主要在那里展开。”他说。

“哇！这么厉害！”我不掩饰惊奇地叫起来。

泰谦虚地笑了笑，表示自己从事这一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能在中国买到你公司设计的衣服吗？”我问他。

“买不到呢，我们的服装主要销往美国和赞比亚，我的签证不允许我在这里从事设计之外的活动。”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因为我极少听到外国人主动提起自己的签证规定的活动范围。原来泰所持的是 R 字签证——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国外人才而设的高端人才签证。

泰对深圳的创业氛围和商业文化大加赞赏。他说，在这里，年轻人有很多实践和试错的机会，大环境非常鼓励年轻人创业。“你知道么，我和我的团队还在‘首届中非合作创业大赛’里获得了亚军！我们得到了一笔创业奖金。深圳大学甚至还给了我奖学金，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这里继续深造，攻读博士。”

我再次祝贺他的成就。他说，他有 6 个月的时间去考虑是否继续留在深圳、因为他同时还收到了北大的 offer ，也可以去那里读博士。

当我问及他可能离开中国的原因时，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自己作为一个黑人比较容易受到歧视。

“作为一个年轻的黑人，人们常常不把我当回事。”他回忆道，“有一次，我去拜访工厂，目的是找一家供应商，我手上可是有一个大单。但是那个工厂主根本不理我，如果我是个白人，他可能完全不会那样对我，最后我只得把订单给了他的竞争对手。”

“还好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他不理你他吃亏。”我试图安慰他，心里很明白他想说什么。在我从事的英语培训行业，黑人就远不如白人受欢迎。

高挑白皙的克罗地亚金发美女艾薇的中国体验里不存在被歧视这一章。

我在艾薇的朋友圈里见过她一家人上克罗地亚的杂志封面的照片。她告诉我她更年轻时当过模特。现在经营一家整容诊所，她的客户中有不少艺术家和名流。我在她的朋友圈里就见过某著名港星和她及她的孩子的合照。来深圳前，她曾经在南美做过无国界医生。

艾薇医生的中国情结由来已久。在她小时候，她的祖父曾经在香港工作过，而她的第一个娃娃就是中国娃娃。当她爱上的奥地利男人恰好是个中国迷时，两人一拍即合。她来深圳当整容医生，他在东莞做灯饰贸易。

“我在深圳的经历可以说是完美的。我的双胞胎儿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已经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个人对我们都非常友善，全心全意地欢迎我们。我们家的保姆简直就像我妈一样照顾我们，我叫她‘我的中国妈妈’。”与中国人打交道颇有经验的她显然知道说什么中国人最爱听，不过，我也相信她所说的话是真诚的：她的脸就是通行证，这里没人会对一个金发美女过不去。

“中国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我问她。

她答：“是这里无尽的机会，中国是一个什么梦想都可以实现的地方。我很荣幸能参与其中。”

虽然目前艾薇已经不在深圳常住，但是她还是经常来中国大陆出差。整容业正在起飞的中国大陆是她的淘金山。 25 岁就拿医学博士学位的艾薇显然是个聪明人。她本人——她的金发碧眼和她的教育背景——就是她的产品。她有一位类似经纪人一样的助理帮她打理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往来。

“我们公司其实就是贩卖她整个人，由她衍生出来的产品。”艾薇的助理非常直接地告诉我，“比如你开了一家整容医院，需要做宣传，那么你可以请艾薇去你的医院作演讲、做现场演示。她也可以培训你的整容医生。她还可以签发欧洲认可证书，这样的证书挂在你的诊所里，一下子不就国际化了？当然，她也可以只挂个名，当顾问，你可以挂她的照片。”

在这里经纪人/助理的安排下，艾薇出现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整容论坛上、整容诊所的开业典礼上，她的照片被制作成大幅的易拉罐广告或照片，放在或挂在整容院的最显眼之处。而她，则赚得金盆满钵。

在艾薇的眼里，深圳就是天堂，一个令人梦想成真的天堂。

然而，去年 9 月，当两个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时，艾薇决定离开深圳回欧洲，理由是深圳的国际学校选择太少。

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相比，深圳的国际学校——尤其是面向外籍人士的国际学校——的确少得可怜，开设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的学校还要更少。所以，在自然环境和创业文化上有优势的深圳，在教育资源上，却匮乏得很多。

艾薇和她的先生一边抱怨花了近三倍的房租在香港找了只有他们原先在深圳的房子一半大的公寓，一边庆幸孩子们找到了比深圳更好的国际学校。

10 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我和艾薇约了带孩子们一起玩。她从香港带着两个孩子匆匆赶来，化着浓妆、踩着高跟鞋，一到约好的地方就忙不迭地道歉，说她要赶着去参加位于福永的一家整容医院的开业典礼，只能把两个儿子留给我照顾一个下午。

“知道吗？现在我还没有保姆，因为找好的菲佣还在办证，手续好多。害得我这些日子去哪里都得带上双胞胎。”她跟我抱怨，“我真怀念深圳，怀念这里的自由。”

除了外教和自己做生意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大部分是受雇于公司的职员或管理人员。根据 Expat Insider 的一项关于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调查，这部分人占 46 %。他们也应该是中国官方有登记的、持居留许可和就业许可的一群人。

德国人席勒就是这样的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十年前，他的公司将他从日本调至深圳，他便带着太太一起过来。

在 Expat Insider 的调查中，“被雇主派到中国”是受访外国人移居中国的主要原因（ 18% ），超过“寻找机会”（ 17% ）这一项。同时，最多的受访者就是像席勒那样的的雇员或职业经理人（ 47% ）。可以说，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像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是日复一日在写字楼里劳作的人。他们也经常加班（在同一份调查中，在中国外籍人士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 43 小时），努力往上爬，为办公室政治所累，为日常的一地鸡毛所困。

图片来自网络

也像许多在深圳奋斗的人们一样，席勒和太太最终在蛇口买了房，付了两百多万的首付，背上了七百多万的贷款。“我想我得在中国干到退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我的青春已经贡献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现在连下半辈子也要搭上。”

甚至，在得知我是自由英语老师后，他向我讨教如何找到学生，因为他希望他太太也能出去教英语，补贴家用。

对照将深圳看作“永无乡”的嬉皮士们或在这里自由创业的淘金者们，席勒也像焦虑的中国中产阶级。工作的稳定性和自身的健康是他常常担心的。

每年将护照交上去申请新签证的两周里，他会比较焦虑，会担心自己新签证被拒。

“你不是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了吗？怎么会担心拿不到签证呢？”我问他。

“说不上来为什么，可能感觉中国的政策说变就变。毕竟我在这里是外国人，如果我拿不到工作签证，我就不能在这里工作，生活就要突然发生改变。你想想我还要还房贷，孩子还在这里上学。”

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所聘用的外国经理人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本土的管理人员。这也是他偶尔焦虑的因素。虽然在深圳多年，他还是感到自己时常跟不上中国人的沟通方式，担心自己某一天被代替。

“外国员工的成本太高，而且他们来了之后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以及如何和中国人合作，所以，现在我的公司新来的外国员工越来越少。”

自 2011 年底起，中国政府规定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守法的企业，席勒所在的公司为所有外籍员工购买了社保。

“那你有用深圳的医保卡看过病吗？”我问他。

“我不知道怎么用呢。有一次我去医院挂号的地方问了，他们告诉我不能用。”

我跟他解释大概这医保卡不能用于门诊，只能用于住院的。

“住院？在深圳住院？”他连续反问，“算了吧，我才不会这么干。”

虽然像在蛇口这样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医院的标识大都有英文，也有能用英文沟通的医生，但是医生的治疗理念和方式都不同，所以，需要上医院的时候，席勒表示自己更倾向去香港。

他表示自己也在考虑香港的工作机会。他认为随着深圳生活成本的上升，在深圳生活的优势在减少。

我在这篇文章写完前，见到了再次回到深圳的老朋友迈克。他依旧留着小辫子，带着鸭舌帽。

“这趟回来真是不容易！”刚坐定，他就诉起苦来。“我半夜才过的皇岗口岸，拖着两个大箱子，一出检查站的楼就被黑车司机给围住了。我想我这大包小包的，就打了黑车，车费从 120 还到了 80 。可是等车子开到我在 booking 上定的宾馆时，那家宾馆居然关门了！”

“他们半夜不开门的？”我没理解他说的“ they are closed ”的意思。

“不！是关门不做了！”他强调。“于是，我让师傅把我送到白石洲去，我记得那里有一家‘七天’，结果到了一看，也拆了！深圳真是一段时间不来就是一个样啊！找房子也特别不容易！现在的房子都好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将一间房短租的，他的中国舍友却不同意。他们要找 40 岁以下的人合租。你能相信吗？”

“算了，我就在城中村里的小旅馆先呆着吧。找房子太烦了！当务之急是找个事儿做，赚点现钱。”他自顾自地补充。

当我告诉他我在写一篇关于在深圳的外国人的文章时，他用右手拍拍胸脯问我要不要写他，又告诉我两年前他曾经在《That’s Magazine》上写过一篇题为“ The Baishizhou Gang ”(白石洲帮)的文章，写的是一群远离购物公园、蛇口等外国人聚居地、混迹于白石洲这样的城中村的外国人们。

“那是一群坐在白石洲的街头大牌档里喝啤酒、侃人生的哥们儿，可惜他们已经走了，要不然你可以去采访他们。”

我和迈克见面后的第二天，他把这篇文章发给我。“在深圳，人们忙着赚钱。人们交朋友是为了关系，生意做完了，人也就消失了。但是在这里（白石洲的某个大排档），与利益无关的友情仍然存在。”（ In Shenzhen, people hustle to make money. Friends are often made only for contacts and disappear when the deal is done. But camaraderie without profit does still exist here. ）

我知道那才是他喜欢的深圳。而随着城中村逐渐的改造，这样的深圳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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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舟

三明治签约作者

天秤座文艺中年。既想在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前，独自喝一杯红酒；又怀念上午十点钟蹬着高跟鞋做一场presentation。不惑之年将近，却在每日书当起了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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